受疫情影響,本港私樓租金跌勢持續,但基層擠住的劏房租金未見下跌。有關注組織近月接獲大批基層求助,逾半表示其租住的劏房業主拒絕減租,甚至是疫市加租。有部分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基層難抵貴租,急需租金援助,但有個案已申請多家社福機構資助,如經濟情況未見改善,劏房戶隨時下流至露宿行列。劏房租金居高不下,市面上更出現月租賓館較劏房便宜的怪現象,賓館房間最近成為基層的「過渡性房屋」。
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數據顯示,今年四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按月跌百分之一點四,已是連續八個月下跌,今年首四個月跌幅逾半成。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,由於市場上租盤增加,加上疫情對經濟影響明顯,不少私樓業主近月均願意減租百分之五至十,與租戶共渡時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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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不應求唔怕無租客
然而,放眼本地劏房租務市場情況,恍如置身另一個世界。在深水埗區從事劏房租盤代理的梁先生直言,即使疫情令整體租金下跌,劏房業主卻一直企硬不願減租,「業主一般是擔心單位無人租,才會減租留客,但劏房業主覺得劏房供不應求,租客走也不用怕。」
事實上,基層在疫情下首當其衝,連交租都有困難。本身任職售貨員的劏房住戶橋姐(化名),今年二月失去飯碗,無奈轉行做清潔,月薪只有五千五百元,惟前業主要求加租至逾七千元,「感覺他在逼遷,上年已經加一千三百元,疫情下再加四百元我真係攞唔出!」她唯有帶着兒女搬走,自四月開始居於太子一劏房,月租五千八百元,幸獲社工協助申請政府及非官方津貼,才能勉強交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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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大減求減租被拒
橋姐現有收入低於其租金開支,故她上月向業主要求減租及延遲交租,「業主說他自己工作收入大減,企硬不減(租),但肯等我收到津貼再交租。」手上的租金津貼將近用完,橋姐自知以現有薪酬難以維生,惟疫情下搵工難,至近日才獲另一份清潔工面試機會,最快下月才可上班。她未有放棄尋找較低廉的租盤,惟現劏房租金不減,約一百呎的套房都要五千多元,「我可以點搬?搬去套房的租金差不多,搬屋本身都要錢啊!」
橋姐的情況並非孤例,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堃廉指出,自疫情爆發,不少從事飲食、運輸的基層工人雖不至於失業,但因收入大減,未能如期交租,「他們都有向業主提出減租,卻不成功。最多爭取到凍租,但有些中介堅持要加租二百元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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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租幅度達4至10%
關注基層住屋劏房聯席近月接獲多名街坊求助,指其業主於疫市加租二百至五百元,加租幅度介乎百分之四至一成不等,聯席組織幹事朱詠妍其後訪問多名劏房住戶,發現超過一半住戶曾向業主要求減租,惟遭到拒絕,「有些業主覺得住戶沒有交租能力,反而要求加租,變相逼人走。」
基層大多從事飲食及零售業工作,疫情間不少人被公司解僱及放無薪假,致收入大減,須靠積蓄過活。朱詠妍表示,有個案自三月起,先後申請「渣打社聯劏房住戶租金資助計畫」及「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」,靠資助交租,惟對方至今仍未找到穩定收入的工作,面臨山窮水盡的境地,「下個月政府派錢一萬元,他們收到錢亦要即時用來交租。」
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戚居偉認為,業主企硬不減租金的原因,除了劏房長期供不應求外,亦看準基層難以支付搬屋所帶來的一筆過費用,「每次轉租都要預備一個月按金、一個月上期及水電煤按金,最少也要過萬元。」他相信劏房戶已有向下流趨勢,「有子女的會繼續堅持租劏房,但單身人士收入大減後,很大機會愈搬愈差,甚至成為露宿者。」
在業主企硬不減租的情況下,梁先生留意到,劏房自六月起出現退租潮,他相信與失業率攀升有直接關係,「有去年租劏房的年輕夫婦,因為失業好幾個月,決定退租返父母屋企住。」他相信劏房業主眼見退租潮持續後,將會減租留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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賓館日租百五元包水電
劏房租金高企,有基層最近改為入住賓館,月租竟比劏房便宜。朱詠妍表示,目前知悉最少有五名街坊,在退租劏房後入住賓館,「有位中年先生,原本住深水埗劏房,租金連水電要六千多元,住賓館則一百五十元一日包水電,每月不過四千五百元,便宜二千多元。」不過,朱詠妍指出,基層租住賓館並無認可的租約收據,亦難以取得住址證明,將增加申請政府資助的難度。
隨着訪港旅客大減,賓館生意直綫向下,香港旅館業協會創會會長梁大衛直言,現時月租賓館二三千元已有交易,吸引不少劏房戶短租,「有個客做飲食,本身住在新界,因要過海到灣仔打工,見到九龍有月租賓館三千元有找,比起租劏房更平,所以租一兩個月試試看。」
雖然月租賓館或酒店較以往便宜,但吳堃廉表示,這些旅館大多只提供短期優惠,情況猶如過渡房屋,對基層家庭吸引力不大,「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居所。」梁大衛亦指,劏房戶轉租賓館,未有帶動旅館收入,「最多只是租多一至兩間房出去,有好過沒有。」
資料來源:星島日報